最近，印度智庫和戰略界的一些人士又開始別有用心地“建議”印度政府，或明或暗地放棄一個中國原則，在多領域發展與臺灣地區的所謂“戰略關系”。對印度國內這種動向，筆者認為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從這種聲音出現的背景來看，一是中印邊境的大規模對峙仍在持續，邊境局勢越來越朝著可能長期化的趨勢在發展；二是印度政府心里是希望邊境對峙能按照其訴求盡早解決的。為此，印度一些戰略界人士認為，只要能避免在談判中使印度陷入被動，可以使用一切能夠用到的“杠桿”，打“臺灣牌”自然也是其考慮的一個可能選項。
事實上，印度能用上“臺灣牌”也就是最近十來年的時間。1949年10月印度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斷絕了正式外交關系后，二者漸行漸遠，印度一直支持在聯合國內趕走國民黨政府，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即便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后，臺灣也沒有與印度有多少來往聯系。印度同臺灣真正建立聯系是在1995年。當時臺灣李登輝當局想“拓展空間”，而印度彼時開始搞“向東望”政策，由此建立了非官方的正式機構。直到印度經濟開始崛起，臺灣才日益注意到印度的重要性，二者在經貿和人文交流領域的聯系日漸增多。
首先，當前國際大氣候看起來為印度試圖在臺灣問題上“摻和”提供了些許便利的空間。之前，美國特朗普政府不斷在臺灣問題上做出出格的舉動，加上民進黨蔡英文上臺后不擇手段拓展所謂臺灣“國際空間”，新德里的媒體和戰略界一些人士就按捺不住，覺得印度似乎也可以玩一把“臺灣牌”。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加上中印邊境對峙局勢的疊加影響，臺灣在印度媒體里的“能見度”不斷提升，各種鼓吹支持臺灣參與世衛組織的聲音屢屢出現。一些印度媒體還采訪臺灣“高層官員”，甚至還有人鼓吹印度要和臺灣“建交”。
其次，同時也要看到，印度人民黨政府自2014年5月上臺以來，一直在涉臺、涉藏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核心利益問題上放寬政策底線。2016年印人黨兩位議員就曾揚言要參加蔡英文的“就職典禮”，由于中方抗議后才撤回。同年，印度22名議員又史無前例地成立了“印臺議會友誼論壇”。2020年印人黨兩位議員同樣是以視頻方式參加了蔡英文的“就職典禮”。
印度用這種“小步快走”的“擦邊球”方式，間接地支持和鼓動了臺民進黨當局。而印度政府則以“媒體自由”作為擋箭牌，一定程度上默許印度媒體積極地為“臺獨”勢力及其言論提供空間，在提升印臺關系上不斷邁進，由此達到了印度臺北協會會長戴國瀾（Gourangalal Das）所稱的“印臺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三，迄今為止，印度政府在官方層面并沒有膽量去突破一個中國原則。不論是印度議員或其前官員要“訪臺”，都被要求必須持私人普通護照，而非外交護照或公務護照。印度和臺灣的關系發展，目前主要還是聚焦在貿易、投資、旅游、教育等方面。不過，要警惕的是，雙方以“經貿和人文”為幌子給二者之間的關系注入實質內容。例如，1995年成立的印度臺北協會，其印方負責人起初派遣的是印度退休外交官，但是隨著形勢變化后印度開始派出外交部正式官員來擔任。2020年7月，印度外交部更是任命其美國司司長戴國瀾為新任印度駐臺代表，頗為引人注目。在印度的臺北經濟文化中心最初僅有一個，后來發展到兩個，其負責人更是對外以“大使”頭銜到處活動。
眼下，印度和臺灣的經貿關系有了更多的“政治動力”。臺灣要減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推動“新南向”政策，印度龐大市場看似是個“香餑餑”。像臺灣這樣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必須尋找大的經濟腹地，民進黨當局企圖將印度作為中國大陸市場的“替代”選擇之一。與此同時，印度在冷戰結束后的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雙方在電子產業的軟硬件上各有優勢，存在著合作空間。加上印度目前要同中國經濟“脫鉤”，限制打壓來自中國的投資和商品進口。因此，印度呼吁臺灣投資，承諾給臺企創造良好環境，特別是用“印度制造”倡議和“電子印度”倡議來吸引臺企。不過，口號響亮，現實骨感。2020年10月臺企緯創在印度的工廠遭暴力打砸事件，讓臺企多少能感受到印度營商環境的冷風。
就目前印度與臺灣的貿易額來看，只有與中國大陸貿易額的約1/20。投資上雖有不少增加，但是卻注定缺乏持續性。但要警惕的是，雙方謀求以經貿合作來推進實質的“官方關系”，特別是去年10月被媒體曝光的“印臺自貿協定談判”。雖然印度官方否認，但卻不排除可能性。
總之，印度當前能在臺灣問題上蠢蠢欲動，不過是幾個消極因素的疊加才造就的。臺民進黨當局的謀“獨”訴求，碰上了印度印人黨的強勢執政和中印關系的整體下滑，再加上國際層面的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才出現了這樣的消極動向。我們要保持對印臺關系的敏感性并注意提醒印度方面，一旦印度敢越過紅線，就必須在對等問題上采取即時反制措施，這樣才能讓印度方面三思后行。（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